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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位老师给36分，第二位老师给42分，第三位老师给38分，电脑判定37分——到江苏省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、南师大何永康教授手中，一下变成53分。
这篇农村孩子写的《怀想天空》，以陪父亲割麦为主线。复查阶段，何教授发现了这篇综合判定为37分的《怀想天空》。反复读了3遍，终于下决心给它54分。从阅卷程序上看，这属于“终审”，比原先的评价高了17分。作为从1977年恢复高考算起，何从事语文阅卷工作已经30年。今年，他的职责是在及格线附近的作文里“拾遗”，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“万中无一”，无论如何，这位考生是幸运的。
在我看来，考生的幸运得益于何教授的严谨作风，要不是他反复“读了三遍”，会产生考生作文由及格变优秀的奇迹吗？考生的幸运还得益于何教授的职业良知，如果不是“下决心”给54分，考生美文能幸免遗珠之憾吗？考生的幸运更得益于何教授的学术胆识，从何教授“一篇质朴之作与一种作文导向”批改按语标题中，不难窥见其非凡的学术胆识。
然而，在当今中国应试教育土壤的作文生态中，具备何教授严谨作风职业、良知学术和胆识者又有多少？不说绝无仅有也是风毛鳞角吧。儿子在本地某校就读，作文风格虽颇具何教授欣赏和倡导的“质朴”导向，然而每次得不到高分倒也罢了，教师有贬无褒的尖锐评语让其追求“质朴”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，以至对作文无所适从厌恶畏惧。如果说高考作文机器是给考生戴上的一条沉重枷锁，我以为只是枷锁一节罢了，因为现下中小学生作文原本就是大家都戴着应试的枷锁在街舞。此正是我所谓的作文教育不幸之一。
然而，诚如何教授所言，这篇不幸之万幸作文的最初错判，并非阅卷老师责任心不强的恶意错判，而是眼光有问题。公允而论，眼光有问题也不能全怪老师，而是当下中国作文标准和作文教学有病，作文改革的小指挥棒斗不过高考的大指挥棒。不客气地说，现下高考试题把活的语文当尸体解剖又当尸体来考。老师教语文知识教僵了，教写古人教僵了，教议论文教僵了。僵化的语文知识教学，把学生思维弄僵了，岂能把作文写活？即便是被考生和教师奉为指挥棒的《考试大纲》在作文导向上也比较笼统，比如2006年的《语文高考大纲》，在文采上要求学生“语言生动”、“文句有意蕴”。于是催生市上一本卖得挺火的“高考作文宝典”如是给学生解读“有意蕴”：写作文时，不要说“我很悲伤”，要说“我心灵的天空一直下着雨”；不要说“女人和男人应有平等的社会地位”，要说“女人应是一株木棉，和橡树并立在一起”；不要说“没有钱”，要说“与孔方兄无缘”，说“‘老人头’不多”……
现下学生作文怪胎远不止这些。一个不争事实是，高考作文普遍存在“脱离现实”“辞藻华丽”这两种倾向，不少考生习惯于“回到古代，复述经典”。比如2004年，江苏省高考作文题是《山的沉稳，水的灵动》。结果试卷上“堆满了古代的山、涌动着古代的水”：一会儿是李清照的“水”，“到黄昏点点滴滴”；一会儿是李白的“水”，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；一会儿是苏东坡的“水”，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。用何教授的话说，“写来写去，就是没有自家的‘自来水’，没有家前屋后清澈的、或者被污染了的‘水’”。到了2005年，江苏省高考作文要求以“凤头·猪肚·豹尾”为话题，于是，成千上万的考生一齐追捧项羽——乌江自刎确实算是人生的“豹尾”。以至阅卷者很快产生了“审美疲劳”，一看到“项羽”就发“毛”。呼呼！作文作到这步田地我已无语，委实“如今只有而已而已”。
何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“推荐它（改判高分作文）是一种导向。”所谓“导向”，除了盼着青年学生都能懂得感恩外，何永康也希望阅卷者和中学语文教师能包容并鼓励这份“来自现实生活的质朴”，因为在高考作文中，这已经是久违的文风。实际上，这篇被“打捞”出来的《怀想天空》，只是为久违的质朴文风开了一扇窗，却还不是评价当前优秀高考作文的唯一标准。但愿何教授开的这扇天窗能为中国作文教学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，更能成为中国作文改革的一缕希望的曙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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